上個月到大安森林公園半日遊的回程，略顯疲態的一歲半兒子，由於不耐久坐，便在捷運車廂裡哭鬧起來。
幾經安撫都不見收效的情況下，只得把相機、手機之類的違禁品都拿來分散他的注意力，不過，也都勉強只能讓兒子安份個一兩分鐘。
就好像在完全閉鎖只有一條生路的空間裡，狂喊「地震了」、「失火了」，然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窄狹的通道上彼此踩死對方。
捷運即將停靠某一站時，站在我們對面的國中女生，突然在包包裡翻找，隨即在下車前掏出一根棒棒糖，朝我那正在哭鬧的兒子一笑，並把棒棒糖遞來給他，然後便旋風似地下車往月台走去。
雖然，這好心棒棒糖同樣勉強只能讓兒子安份個一兩分鐘，但，陌生國中女生出乎自然的善行義舉，則始終讓我們充滿感激。
有時候，我會想到我們這個社會無止境對年輕一代的批判，包括媒體與為人師表者，在美其名全心全意為新生代未雨綢繆設想的各種舉措裡，其實都不自覺暗藏著功利至上，並且如同共犯般營造著一種大逃殺氛圍。就好像在完全閉鎖只有一條生路的空間裡，狂喊「地震了」、「失火了」，然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窄狹的通道上彼此踩死對方。
新世紀開始，當時國家面臨崩潰，失業率持續高達15%，整個社會陷入動盪狀態，社會失控，校園暴力不斷，甚至有超過千名教師因而殉職。失去自信的成年人，懼怕青少年失控，決定聯同政府鎮壓騷亂……
近一個月來，我以捷運上的好心棒棒糖試想台灣教育能夠崇尚功利到什麼地步：如果那位國中女生，並沒有足堪傲人的學業成績（在台灣普遍用來作為年輕一代價值衡量的依據），那麼，再多的善行義舉，在媒體與為人師表者眼中，是否始終是微不足道？
前天晚上看到「老師全武行 怒拿椅子砸學生」這則新聞時，直覺認為事件中誰是誰非或許很難論斷，但，無疑地，他們都是整個台灣社會與教育價值體系下的受害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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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只有一種方式才能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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狹裔的心靈
禍害